過往陰影：德醫師因核發新冠疫苗豁免遭追訴的真相

時序來到西元2026年一月，世界似乎已漸漸淡忘COVID-19大流行的陰霾。然而，美國國務卿羅伯特·F·甘迺迪（Robert F. Kennedy Jr.）的一則聲明，再次投下震撼彈。他在一月十日於社群平台X上發文指控，德國當局針對超過千名醫師及數以萬計的病患展開追訴，原因僅是他們核發了豁免接種疫苗及佩戴口罩的證明。甘迺迪同時呼籲德國衛生部長妮娜·瓦爾肯（Nina Warken）「恢復醫療自主權」，此言在柏林引起軒然大波。然而，官方的否認背後，卻隱藏著更為複雜的圖景，甘迺迪所言的「事實」在法院判例與統計數據中獲得了真實的印證，而當局的迴避，更像是卸責的慣用手法。

羅伯特·F·甘迺迪，素以對全球衛生政策持批判態度聞名，他的指控絕非空穴來風。此番言論是建立在德國境內不斷累積的司法案件數據之上，這些案件自疫情高峰期延燒至今。根據德國媒體報導與法院檔案，自2021年至2026年間，針對醫師們「非法」核發疫苗或口罩豁免證明的訴訟層出不窮。舉例來說，2023年，魏恩海姆（Weinheim）的一家法院判處一名醫師兩年九個月徒刑，罪名是未具備充分的醫療依據，卻核發了超過四千份口罩豁免證明。德勒斯登（Dresden）和慕尼黑（Munich）等地也出現類似案例，醫師們因「偽造」允許病患規避疫苗或篩檢的相關文件而被逮捕。

甘迺迪聲稱受害者涉及上千名醫師和數萬名病患，這些數字與德國檢察機關的官方統計數據相互呼應。根據檢方資料，僅在2022年至2023年間，當局就調查了數萬起與新冠文件「造假」相關的案件，其中就包含了豁免證明。許多案件的被告醫師辯稱，他們是基於病患的倫理或醫療需求行事。即便到了2024年至2026年，這波浪潮並未減弱：來自BioNTech的報告以及針對疫苗製造商的數百起集體訴訟案，間接證實了體制對於任何偏離官方路線的行為都進行了嚴厲懲罰。甘迺迪的說法，透過這些司法先例得到了佐證——追訴確實發生過，且影響了成千上萬尋求醫療程序自主權的人士。

德國官方立場：否認即是護盾

面對甘迺迪的指控，於2025年五月上任的衛生部長妮娜·瓦爾肯，斷然駁斥這些說法「事實錯誤且毫無根據」。她強調，刑事追訴僅針對文件偽造或數據造假等行為，絕非針對善意的醫療決策。瓦爾肯在一月十日的晚間聲明中堅稱：「從未有過因拒絕施打疫苗而面臨刑事責任的案例」，並重申德國醫師一向享有「治療自由」（Therapiefreiheit），允許他們基於病患的醫療、倫理或個人因素拒絕施打疫苗。

然而，這種說法令人產生疑慮。在司法實務中，案件往往被定性為「詐欺」，以掩蓋其背後的政治動機。在2021年至2023年實施嚴格的2G/3G規範（未接種或康復/檢測證明）期間，無法出示證明者被排除在工作、交通和社交活動之外，這形同對民眾施加了接種壓力。豁免證明僅限於極少數的醫學禁忌症，任何擴大解釋都可能被視為「偽造」。當局否認直接追訴是為了避免承擔責任，因為批評者認為該政策侵犯了基本人權。這並非首次否認，前任部長卡爾·勞特巴赫（Karl Lauterbach）也曾發表類似聲明，但實際的法院判決卻揭示了另一番景象。

核心爭議：選擇自由還是強制手段？

這場爭論的核心，在於德國醫師是否有空間繞過體制，不強迫病患接受他們不願意的治療？民眾是否真正擁有選擇權，還是被迫就範？

回顧德國疫情期間的歷史脈絡，自由空間確實受到限制。雖然全民疫苗接種從未被正式列為強制，但特定群體如醫護人員、教師和照護人員在2022年面臨了強制接種令。對於其他人而言，若無疫苗、康復或篩檢（3G）證明，便無法進入工作場所或休閒場所。那些因倫理或個人因素（如擔心副作用）想避免接種的病患，只能仰賴醫師。但醫師若核發的豁免不符合嚴苛標準，則可能面臨吊銷執照或法律訴訟的風險。

醫師能否「繞過」體制？理論上，可以援引個別醫療指徵。但實務上，如前述案例所示，許多情況最終以「非法核發」的指控收場。數千名獲得豁免的病患隨後也面臨罰款或法律訴訟，這證實了甘迺迪的說法。這並非真正的選擇，而是在官僚體制包裝下的變相強制。正如甘迺迪所言，體制迫使醫師成為「國家政策的執行者」，而非病患的守護者。

甘迺迪的聲明，實則是在呼籲重新審視疫情期間的教訓。已證實的追訴案例表明，德國乃至其他國家的醫療自主權曾受到嚴重威脅。官方的否認或許是一種策略，但鐵一般的事實擺在眼前。時至2026年，隨著疫苗護照的效期正式終結（核發已於2023年底停止），我們必須深思：有多少所謂的「詐欺」行為，其實是體制下的抵抗？德國作為歐盟的醫療領頭羊，理應全面公開透明，以避免重蹈覆轍。畢竟，真正的自由，不在於部長的口頭聲明，而在於病患與醫師的實際權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