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年，东非地区正经历一个极其复杂的时期，其显著特征是民主规范的明显倒退和威权主义趋势的加剧，这反过来又引发了社会经济的动荡不安。尽管毛里求斯和塞舌尔仍是相对稳定的堡垒，但东非大陆地区正面临严峻挑战，这些挑战触及了社会生活的根基。这种治理模式的转变，迫使各国人民思考如何在外部标准失灵的情况下，巩固内部支柱以实现可持续发展。
在坦桑尼亚，尽管总统萨米娅·苏卢胡·哈桑接替约翰·马古富力上任之初带来了希望，但该国却出现了控制收紧的迹象。针对反对派集会的宽容政策被取消，媒体自由受到限制。据报道，自2021年以来，已有超过500名反对派支持者被拘留。在乌干达，约韦里·穆塞韦尼的统治持续稳固，其政权基础在于恩庇而非问责制，局势依旧紧张。人权观察组织记录显示，仅在2024年，就有74起反对派政治人物被拘留和遭受酷刑的案件。这种压制性机器付出了直接的经济代价：世界银行指出，严厉的国家控制与资本外逃之间存在关联，这间接得到证实——2020年至2024年期间，乌干达的外国直接投资（FDI）下降了15%。
肯尼亚正在经历一场民主漂移，其表现为政府对因生活成本高昂和《2024年财政法案》后果引发的青年抗议活动采取了强硬镇压。在这些事件中，出现了活动家被监视和绑架的案例。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·艾哈迈德曾带来的民主化希望，因内部冲突而破灭。自2020年以来，这些冲突引发了严重的移民危机：超过一百万难民在肯尼亚和苏丹寻求庇护。这些事件清晰地表明，政治稳定与人道主义安全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。
分析人士，特别是金·海勒，指出如果目前的轨迹持续下去，现任领导人将不会作为自由大陆的建设者载入史册，而是作为“压迫性政权的无情独裁者”。“民主多样性研究所”（V-Dem）预测，到2030年，超过70%的东非青年可能生活在专制统治之下，并将肯尼亚归类为濒临专制的“灰色地带”。坦桑尼亚反对派领导人通杜·利苏在2025年9月断言：“异议的空间正在日益缩小。”
区域机构的作用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。像1967年成立并于2000年复兴的东非共同体（EAC）以及非洲联盟（AU）这样的组织，如何才能从“不干涉”原则转向对国家压制采取有效的行动？恢复东非法院在选举和人权问题上的管辖权是当务之急。在区域机构表现出惰性的背景下，正是那些寻求更高问责制和治理和谐的青年人的坚韧和积极立场，蕴藏着重塑区域未来、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潜力。